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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我待:中国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时间观研究

作者 | 李琳琳

来源 |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ID:bjdxjypl),已获授权

01

问题的提出

“自由时间”不仅是大学教师学术探究工作的必要前提,而且是这一职业很重要的内在回报之一 [1]。但当前的现实却是中国大学教师越来越疲于挤时间、省时间、赶时间,时不我待之感如影随形。时间俨然成为许多大学教师工作焦虑的来源 [2-3]。这种转变的原因一方面与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密切相关,在所有的行业领域,时间都被赋予了稀缺商品的性质,与金钱拥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4];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领域,强调绩效、评估、竞争的新公共管理理念也要求大学和教师用最小的投入(包括时间投入)带来最大化产出 [5]。此外,大学教师的知识创新对全社会有重要意义,时间(例如,知识创新周期)还作为衡量标尺 [6] 对大学教师的知识创新形成加速增长的压力 [7]。

回顾国内外对大学教师时间的相关研究发现,已有研究首先从钟表时间的层面关注大学教师的时间分配和时间压力。物理层面的钟表时间作为学术工作的客观要素,可以被增加、减少、管理、操控和组织。随着大学管理变革的加速,大学教师的工作责任也在不断增加,工作时间不仅要分配给传统的核心学术工作(即教学、科研与服务),还必须完成多种与学术联系较弱的“次级工作”(second-tier activities,指筹集经费、团队协调、研究进程控制等非学术性工作)[8],这些次级工作多由行政管理衍生出来,内容庞杂且与学术活动之间关联性不强,成为损害大学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罪恶之源 [9-10]。也有学者将现代学术工作分为学科性、机构性和额外性工作三类 [11],每类工作都有独特的时间结构,因此大学教师面临日益增长并且相互冲突的时间周期、时间节奏和时间要求 [12]。许多学者通过量化实证研究关注了大学教师物理时间的分配规律,发现大学教师工作时间的总量持续增加,不同大学层级、不同学科、不同职称、是否有行政职务、不同性别的教师群体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群体差异[13]。

其次,从社会时间的层面关注大学教师的时间观、时间冲突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与制度矛盾。有学者基于实证研究归纳出大学教师的四种时间观 [14]:时间表时间(scheduled time)、永恒时间(timeless time,指通过沉浸在工作中超越了时间)、契约时间(contracted time)和个人时间(personal time),四种时间观应对学术工作的不同要求。通过表现性评价、质量控制和竞争,一种“短、平、快”的知识生产逻辑盛行,加速的学术工作只带来了微弱的正面影响,却使组织中每一个人都深陷无法赶上工作节奏的负面情绪之中 [15],能否形成有效的时间策略、适时调整优先级、进行多任务处理、避免干扰,成为学术工作发展的关键 [16]。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学者认为,时间问题应成为社会理论的核心,仅把时间看作行动的环境并只关注物理学意义上的钟表时间,会阻碍对于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理解 [17]。透过时间对行动的诊断并分析时间产生的效果,正是社会科学对时间理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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